一個多世紀以來上海的“博覽會”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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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上海舉辦博覽會這件大事終于正式提上了議程,然而,經多方籌備,最終竟無后話,這很可能與當時時局混亂有關。80多年過去,今年,我們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上海也延續了2018年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成功舉辦的經驗,正在續寫第二屆進博會的精彩故事,這一切無不彰顯著,日益提升的綜合國力、穩定的政治經濟局勢,對于舉辦世界性的大型活動而言,是多么必要的后盾。

“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提出的這一宏愿,或許是華人關于在上海舉辦大型商貿博覽會的最初設想。

1893年正值芝加哥世博會召開,這促使鄭氏對賽會有了深入思考。上海因地處中國海岸線中點,又為長江的入海口,坐擁廣大腹地,地理優勢明顯,再加上多年的外埠貿易發展,商業繁榮,是當時中國舉辦博覽會的最佳選擇。“上海為中西總匯,江海要沖,輪電往還,聲聞不隔。”鄭觀應對博覽會的討論可謂擲地有聲,不僅詳細闡述了芝加哥世博會的情況,還分析了上海作為舉辦城市的優越條件。

1903年,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為了給小說人物孔弘道的政治宣講提供一個合適的背景,于是設定了上海正在舉辦一個大型博覽會,并且該博覽會不僅陳設商務、工藝品,還包括學問、宗教等聯合大會。“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其繁盛局面,把偌大的上海,連同江北、吳淞口、崇明縣都變成了博覽會場。

而后吳趼人于1905年在《新石頭記》中這樣描述:“浦東開了會場,此刻正在那里開萬國博覽大會。我請你來,第一件是為了這個。這萬國博覽大會,是極難遇著的,不可不看。”雖然《新石頭記》是部虛構的小說,但設想在上海召開一次萬國博覽會,這未必不是現實呼聲的反映。

需要宕開一筆的是,青浦名醫兼小說家陸士諤所作《繪圖新中國》,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召開之際突然名聲大噪。小說中主人公在好友的陪同下,游覽了1951年的上海,當步行到外灘時,看到黃浦江上橫跨著一座鐵橋,問何時而建,好友答曰:“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統二十年(1928),開辦內國博覽會,為了上海沒處可以建筑會場,特在浦東辟地造屋,那時上海人因往來不便,才提議建造這橋的,現在浦東地方已興旺的與上海差不多了。”小說中所提的內國博覽會即國內博覽會,召開時間為1928年。2010年上海世博會召開時,有些媒體文章認為該小說早在百年前就精準預言上海世博會,這實在是個美麗的誤會。

最早提及在上海舉辦博覽會的是一位叫加葛理的意大利人,他曾在1881年提出,準備1882年在上海舉辦博覽會,“招徠各國之人,廣收博彩之成巨觀”(《申報》,1881年3月11日)。伴隨著英、法、日本等國萬國博覽會的召開,世人對上海舉辦博覽會的期許高漲,大眾媒體關于博覽會的討論也逐漸熱烈起來。1903年《申報》刊登一篇《博覽會考》,開篇盡數博覽會的功能,“泰西各國之有博覽會,所以考物產聯商情開民智。故自君相以至庶民皆以此為富強之基址而并不以為耳目之游。”報道對幾種博覽會進行簡單介紹,并將英、法、日等國博覽會的情況作相關對比。(《申報》,1903年3月13日)

1907年,上海籌議召開一次萬國工藝博覽會,由西人所立的中國公會籌劃,擬與上海西國商會美國人、德國人以及日本人各公會協同辦理,當時均答復許可。會議邀請英屬殖民地、歐美、日本等地各工藝廠相助,會期大致定在1908年年底。(《申報》,1907年3月3日)然而,因時局不振,終究沒有開起來。

(上接2版)博覽會。皮納氏在三年前曾建議在上海召開一次意大利博覽會,遭人反對,故而此次向中國總商會提議希望借助全上海力量召開一次世界博覽會。此提議遭到了部分反對,理由是上海財力匱乏,但從長遠的利益來看,召開博覽會對于促進外國制造商對國人需求的了解,促進中外商人的意見與知識交流具有重大作用,似可開辟中外商業的新紀元。并且此時“大上海”計劃也在討論之中,上海世界博覽會的召開則能成為該計劃最好的開幕式。關于會議的籌劃,報道中坦言日本的京都召開一兩個月的博覽會籌劃兩年之久,在中國召開博覽會不能急速,須認真搜集陳列物品,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籌備期。博覽會的召開將帶來促進商業活動、增加收益等良好成效。(《申報》,1923年5月24日)一年之后,皮納氏再次提議在上海召開博覽會,認為博覽會使世界各地人士都能匯聚于此,西方的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等來華能碰撞新的思想火花,對于華人來說,西式先進的展銷能促進文化和經濟的發展,并且博覽會的召開會促進上海商務、海港的發展,而閉會之后的場館也可以留作博物館、圖書館等用途。(《申報》,1924年4月23日)對于皮納氏的建議,反對者以為中國時局不穩,應該暫緩召開博覽會,支持者則認為恰是一個機會,使得中外認識能相互贊助,醞釀將來的進步。隨后還在西商總會討論召開博覽會的可能性,認為上海所處地勢與眾不同,上海港的服務量代表著全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上海召開博覽會會促進租界的擴展和城市的發展。當然,會議認為召開博覽會不能操之過急,需謹慎討論,一時間關于上海舉行世界博覽會的討論十分熱烈。(《申報》,1924年5月18日、5月31日)

總體而言,整個20世紀20年代,對于上海世界博覽會的討論可以用“紙上談兵”來形容——雖然討論熱烈,但一直停留于閉門造車階段。直到1936年,上海舉辦博覽會這件大事,才終于正式提上了議程。當年元月,各種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此次博覽會“包括農工商教四項,集萬國之精華,供市民之觀摩,其范圍直達,征求之廣,及意旨之宏,實為萬國空前所未有”。會址則選定在當時公共租界東區楊樹浦中段,濱江三新紗廠舊址,因該地北出馬路,南沿黃浦江濱,交通較為便利。場館面積大約二百余畝,建筑委托華人啟明建筑事務所與英商裕和洋行兩家負責設計繪圖,由土木工程師鮑維爾負責監造。同時在靜安寺路(南京西路)馬霍路附近二百五十六號設立籌備委員會。當時暫定會場三月間開工,六七月初開幕,展期兩個月,如果展覽社會反響良好,有延期的可能。與此同時,博覽會籌備委員會表示已與工部局接洽,工部局也十分贊成該計劃。工部局的工務處、衛生處、救火處都表示愿意給予相關的配合。博覽會的場館建設費用約需二十萬元,工部局可對該產業收取捐費,每月約三千元,執照費若干。博覽會則分為陳列工商業與教育等板塊,同時展出中國各地以及海外物品。會場另設大型的游園會,并設戲劇、電影、跳舞等娛樂項目,門票預定為兩角或者兩角五分。(《申報》,1936年1月19日)

2月,《申報》再次報告,稱博覽會的會場已經在建設中,4月外部建筑可竣工,而后為內部布置,預訂7月初可以開幕(1936年2月7日)。1936年2月16日《申報》確定上海萬國博覽會于7月1日開幕,會期兩個月。會場的地址也確定下來,原先只定于楊樹浦路中段,現已確定在楊樹浦路1690號,楊樹浦路與廣信路(廣德路)路口,該處沿楊樹浦路一千八百萬丈,沿浦江一千二百五十尺,空地有二百萬丈,足夠建設會場之用。博覽會籌備委員會對于場館周邊的基礎建設也有十分周詳之考慮,因會場處公共租界東區,恐交通不便,故而與公共租界電車公司商定,會展期間增加車輛及公共汽車。并且會場臨江而建,渡輪也相應配套,保障水路交通方便。另外,場外還劃一區域,以供參觀者停車之用。會場基建配套設施齊全,公共交通與私人交通并重,陸路與水路相輔。相隔數日,《申報》再次報道博覽會的籌備工作,除去場館建設、國貨陳列等常規信息之外,場館設置又添新內容,除去此前提及文化、商業、藝術各類陳設外,還計劃在場內設立動物園,搜羅全世界各種禽獸,以供來賓參觀,并創辦六日長途自由車比賽,并建造人造冰場。博覽會之設施可謂包羅萬象。除硬件設施之外,籌備會為吸引觀眾簡直使出渾身解數,建議在場內設立武術比賽,邀請中外拳術家參加比賽。由于中國拳術與東西各國迥異,所以當時計劃聘請法國及東印度拳術家比賽。因法國與東印度拳術與中國拳術相同,比賽時候方便裁判。籌備會認為該舉措不僅能提倡尚武精神,又可以為來賓助興,一舉兩得。

3月,上海萬國博覽會更名為上海國際博覽會,國際貿易局局長郭秉文為此發表特別談話,除表達對博覽會的支持外,還希望全國國貨界能將精良出品送往上海陳列,使得國人對國貨有更深切的認識。郭氏對中央社記者的談話如下:“我國工商之不振,半固由于國民購買力之缺乏,半亦由于中上階級之愛用舶來品之心理所致,即如化妝品與衣飾等物,國貨中僅有精良之品,但每年進口,尚占極大數字,近經屢次舉辦國貨展覽會,此種心理,漸已稍稍變更。今悉中外人士在滬籌備上海國際博覽會,一方可使制造者因觀摩與比較而知改進,一方亦可使外國觀眾,對于優良之中華貨品,有相當之認識,而知所采購。故如該會辦理得宜,而廠商所陳列之出品,又均能精加選擇,則于振興國貨前途,自可不無裨益云云。”(《申報》,1936年3月7日)郭氏分析國內工商業頹敗乃因國民購買力欠缺,而中上階級更喜愛外國物品所致,所以希望借召開國際博覽會之際,一方面可以打造國貨之精品,另一方面可以促進西人對國貨的認識。

3月中旬,上海國際博覽會的準備工作進入沖刺階段,籌備事業分頭推進。國貨廠商如美亞絲廠要求參加展覽,利用展會的時機,提升貨物的影響力。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等各機關對于該會籌備均已表示支持,認為博覽會不僅能挽救市面之衰落,而且能促使市民增加購用國貨之熱心。上海各界前后致函表示支持該博覽會,杜月笙、林康侯等致函,允任該會贊助者。除去社會的支持之外,場館建設也順利推進,并且開始店基招租,招租廣告如下:

近來滬地百業衰落,民生凋敝,欲謀打破難關必須努力推銷產品,尤以擴展對外貿易為首要。昔年美國芝加哥博覽會時,我國因限于經費,僅有少數物品陳列,然已獲得各國人士之認識,出口貿易,因以稍振,當時若有大規模之參加,其成績當不僅此而止。敝會現定本年七八兩月,在本埠楊樹浦開會,陳列中外物品,公開展覽,用意在為各種商品作介紹推銷之先鋒,兼為磋磨改進之資料,同時并設各種高尚之娛樂,以助觀眾之興趣,已蒙中西各報注意提倡,屆時參觀者當逾數百萬人,素知貴國出口精良,想必愿意利用敝會盡量宣傳,加增銷路,敝會所定陳列之店基,約十四尺見方,九英尺高,有一百枝電燈三盞,兩個月之租費,連水電在內,計法幣四百三十元,其在路角之店基,則增加一百元,如蒙貴處訂租,極所歡迎。(《申報》,1936年3月15日)

如火如荼建設中的場館,誠意招租的廠商……這一切,竟突然間沒有后話了。筆者檢索當時中外報紙,關于此次博覽會,再無后續報道。原本的上海第一次國際博覽會,為何最終胎死腹中,給人留下了各種猜測,很可能是與當時混亂之時局密切相關。

轉眼之間,80多年光陰流過,今年,我們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上海也延續了2018年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成功舉辦的經驗,正在續寫第二屆進博會的精彩故事,這一切無不彰顯著,日益提升的綜合國力、穩定的政治經濟局勢,對于舉辦世界性的大型活動而言,是多么必要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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